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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“汞都”申请治毒 矿工深受汞毒残害

来源:本网编辑

浏览:2490

发布:2014-07-16 08:18

      像一架庞大的超级马车,行驶633年后,“中国汞都”贵州万山的汞矿戛然而止。它曾承载贵州万山特区疾驰,并将其推向“小香港”、“小深圳”的繁荣巅峰。2001年10月,贵州汞矿因资源枯竭,被宣布政策性关闭。万山汞储量居亚洲第一、世界第三,因盛产朱砂、水银,曾是中国最大的汞工业生产基地,有“中国汞都”之称。1949年后成立贵州汞矿,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开采。1966年,为服务这里的汞矿开采,国家设立万山特区。2011年,改称万山区,隶属于铜仁市。

  这种在元素周期表中排名第80位的致命元素、地球上唯一的液态金属,它所附着的丹砂,自古以来就被用来炼制据说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丹药,最早在万山开采可上溯至秦汉时代,有记载的官方采冶也长达600余年,始于明初。

  2009年3月,国务院将万山列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。2011年初,万山特区开启了一场“产业原地转型,城市异地转型”的双转型艰难之旅。

  5年后,澎湃新闻重新打量这座转型中的城市,发现在这场华丽转身中,仍有部分原贵州汞矿职工,承受着企业关闭后,带来的离异、失业、吸毒、汞中毒、汞污染和死亡困扰。

  生意难做的三轮车夫

  清晨6时30分,黄亚平发动了红色“富路”三轮车的引擎。几声粗重的突突声后,他从万山特区同心社区B区的缓坡上,将这辆花2.3万元买的崭新双缸三轮车慢慢驶向汞都大道。临近汞都大道路口,他左右观察来往的车流,寻找转向的机会。

  2002年,贵州汞矿宣布政策性关闭后,他和少部分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汞矿职工一样,购置了这样的三轮车,穿行在万山特区的解放街和汞都路两条主干道,以及分别从这座城市南北延伸开去的汞都大道和三角岩、土坪。

  黄亚平的父亲,曾是贵州汞矿技术学校的司务长,1962年,因矽肺病去世。1979年,他在这所技校读了两年选矿专业,毕业后被分到贵州汞矿二坑工作。黄家有六兄妹,黄亚平排行老二,还有一位大姐、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。

  大姐和他一样在贵州汞矿工作。两个弟弟从贵州汞矿技校毕业后,就被位于贵阳的贵州铝厂招去了。他说,幸好两位兄弟去了贵州铝厂,不然一家人就更倒霉了。

  黄亚平小妹的命运,似乎比其他兄妹更加不堪。她从万山职业中专毕业后,没有分配到工作,去了深圳打工,30多岁时,因吸毒过量死亡。“一个漂漂亮亮的姑娘,太可惜了!”

  这位55岁的贵州汞矿二代职工,已开了10多年三轮出租车。

 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。在贵州汞矿关闭时,有1146名职工选择了一次性买断工龄。离开这个曾经在全国辉煌一时的单位后,有的矿工选择了外出打工。但由于他们在汞矿工作多年,技术相对单一,加上年龄较大,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。

  在这座城市里,三轮摩托车是唯一的“出租车”。

  黄亚平说,这10年里,三轮车的起步价从1元涨到了3元。而93号汽油的价格也从每升2.5元涨到现在的8.04元。汞矿关闭时,整个万山城只有150多台三轮出租车,现在已增至246台。其中,有近一半左右的经营者身份是贵州汞矿前矿工。

  生意越来越难做。

  三轮车夫杨明轩说,行业竞争太激烈了,他们每天的收入很少能达到100元。这个城市的任何核心地带之间,步行不会超过20分钟,只有三四家小型KTV。晚上10点左右,街道就变得很冷清。在这座像极中国大多数90年代初期县城的城市,这个行业挣钱不易。

  贵州汞矿关闭后,黄亚平就花了2900元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,每天上午6点起床,6点30分发车,上午11点左右回家吃中饭。下午1点,他再次出车,晚饭前收工。周而复始。13年里,他换了4辆三轮车。每台车的价格越来越高,动力也越来越大,但挣钱的空间越来越小。

  汞都大道上的车流越来越小。黄亚平开启桔红色的左转弯灯,扭转方向盘,忽闪忽闪地驶向2.5公里左右的城市中心。

  矿工纷纷离婚

  2014年6月,黄亚平再婚,妻子来自万山高楼坪。这是他与前妻离婚10年后的又一场婚姻。1994年,前妻工作的贵州汞矿所辖大龙氯碱煤厂因投资严重失误,资金无力周转而全线停产。在无事可做,生活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,黄亚平的前妻前往沿海城市打工。

  2001年贵州汞矿关闭前10天左右,前妻回万山与黄亚平离婚。那时,贵州汞矿败象早显,他的月薪只有100元左右,妻子无法再与他生活下去。离婚后,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判给了他。再婚时,儿子已25岁,在贵阳跟表哥学做装潢设计。他说儿子支持他再婚。

  这样的离婚现象,不止属于黄亚平一个人。

  电焊工曾丽娜也是其中之一。她一生命运波折。7岁时,父亲因汞中毒去世。16岁那年,她刚参加工作时,先去五坑修渣坝,半年后,被调到食堂工作。再后来,她又被调去做电焊工。

  2001年,贵州汞矿关闭时,她被以3万多元买断工龄。她在贵州汞矿下属安装公司工作的丈夫,也在这年被买断工龄。

  这年,他们10多岁的大女儿还在读小学,儿子也才1岁多。

  被买断工龄后,丈夫去临近的贵州玉屏县做摩托车修理。她却因身体诸多不适,以及脑萎缩和胃溃疡等病症无法再工作了。一家人的生活,全靠丈夫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。“有时连饭都吃不上”。

  2009年,丈夫提出了离婚。理由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,负担越来越重。现在,曾丽娜每月靠1000多元的养老金生活。但钱太少,“根本不敢乱用。”

  多位贵州汞矿的退休职工说,汞矿关闭后,离婚已成矿工二代中的普遍现象。这个现象,与贵州汞矿鼎盛时期的上世纪70-80年代相比,反差巨大。

  80年代左右,贵州汞矿普通工人每月都能拿70-80元工资。那会儿,铜仁地区很多县里的年轻人毕业后,都愿意来贵州汞矿工作。“全国只有两三个省没有人在这里工作。”另一个让贵州汞矿工人自豪的事情,是他们的婚恋。“哪怕是有些智障的工人,都能找到一个漂亮媳妇”。

  当时,在上海等大城市畅销的奢侈品,诸如两百多元一床的鸭绒毯,也能很快在万山的百货商店卖出去。曾在贵州汞矿电影院担任放映员的刘友培说,那些年,这个电影院经常在第一时间上映最新的国际大片,如在日本轰动一时的《望乡》、印度的《流浪者》,而两公里外的万山特区电影院,通常在两个月后才开始放映。这种繁荣景象,让这个偏居中国西南一隅的山区单位所在地,被贴上了“小香港”和“小深圳”的标签。

  矿工们走在外面,“腰杆都比别人挺得直一些”。汞矿关闭后,微薄的收入和沉重的生活压力,让矿工们的腰杆不再像当年直了。而那些当年冲着嫁到汞矿过美好生活的部分姑娘,正渐次颓然离去。

  在万山,广为流传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件:梅花路一名陈姓矿工买断工龄后,妻子离他而去。他整日郁郁寡欢,借酒消愁,最后跳楼自杀。也有人说,他是醉酒后,不慎从楼上摔下致死。



  吸毒的失意群体

  申玉珍的步履,像一位负债累累的母亲在愁苦地跋涉。

  她和黄亚平同住万山同心社区B区。这位71岁的老妇,走路有些瘸。她的腿是在2008年开始瘸的。那年,她去贵州省委上访,在省委门前的地上睡了一个礼拜后,腿就开始瘸了。此外,她还有高血压和脑萎缩。

  申玉珍是矿工家属。1998年,她的丈夫在贵州汞矿工作了35年后,因矽肺病晚期去世。1993年,小儿子姚本强,被贵州水钢招去做电焊工。大儿子姚本发,一直在贵州汞矿做冶炼工。弟弟去贵州水钢这年,姚本发结婚了,妻子吴氏是万山人。

  2001年,36岁的姚本发工作8年后,贵州汞矿关闭,他拿到1.9万元买断工龄安置费。第二年,失意落魄的姚开始吸食海洛因。刚开始,1克海洛因50元,后来涨到100多元。

  1.9万元很快就被花光。他后来成为低保户,每月有230元低保金。

  钱花光后,他卖掉万山三角岩家里结婚时买的彩电、沙发、戒指和床铺。家里值钱的物什全都变成他的毒资。毒瘾鬼魅般如影随形。他开始和其他吸毒的人一样,四处寻找废铁卖。

  三角岩是贵州汞矿工人的一个聚居地。除了当年的行政中心土坪外,三角岩是所有贵州汞矿10个工人聚居地中的第二大社区,人口最多时有1829人。

  汞矿关闭后,待业青年们喜欢在这些社区里晃荡。后来,海洛因也开始进入这个社区,成了部分无业和失意工人们释放烦恼的东西。有时,贵阳有也有零包贩毒人员来这里兜售海洛因

  姚本发也是这个失意群体中的一员。

  没有钱买海洛因时,姚本发痛苦得在地上打滚。看到儿子的痛苦状态,申玉珍偶尔也会从微薄的抚恤金里,拿出一点给儿子买海洛因。姚本发曾在戒掉毒瘾后,在万山找过工作,但对方说他吸过毒,名声不好,不愿聘他。

  有一年,申玉珍给了1500元,让儿子去外省找工作。10多天后,姚本发回来了。母亲给他的钱也全部花光。他说自己去过湖南、浙江和广东等地,工厂招工的人都说他年纪太大,不愿录用他。

  2004年,妻子吴氏跟他离婚了。

  他继续开始吸毒。2013年12月6日,他被当地抓去万山戒毒所强制戒毒。

  当毒瘾越来越大时,有的吸毒者开始选择注射吸食海洛因。万山一位公务员说,曾有人因为过量注射而死亡,被人们发现时,尸体已开始腐烂。

  7月2日上午,万山阵雨。三角岩一派静谧。这个四处房屋垮塌、灰蒙蒙的小区里,空寂冷清。如果不是偶尔从一幢平房里传出来的电视节目声音,以及偶或突突驶过的三轮出租车,会让人有步入一座死城的错觉。

  随意推开一间房门,潮湿和发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现在继续留在这些破败房子里的,是少部分60-70岁的老人。无论白昼黑夜,他们都不敢离开屋子太远,因为经常有一些吸毒的年轻人,趁他们不在家时,溜进屋里盗窃一切值钱的东西。几幢上世纪80年代前后修建的楼房里,铁制窗棂也大多被偷走。

申玉珍说,当年为了帮国家还苏联的债务,贵州汞矿做了数亿元的贡献。“凭什么现在让我们来承受这样的生活?”

鞋穿重了就走不动的汞中毒者

  黄亚平的红色三轮出租车,如果穿过同心社区,再通过汞都大道、汞都路、辰砂路,几经蜿蜒后,就能在5、6分钟后到达3公里外的土坪路。袁仁纯家就在这条路上一幢破旧的单元楼。

  袁仁纯在吃午饭,酒杯里的酒快要喝完了。

  10多分钟后,这位72岁的老人再次端着杯子,手指颤抖着喝光最后一口酒。

  1965年,他开始在汞矿工作。1989年9月,他被查出汞中毒,鉴定为8级工伤。后来,他被送去贵州汞矿技校附近的疗养院疗养。疗养期间,每天伙食不错,但根本吃不下东西。

  自周秦以来,中国就开始用丹砂来炼制据说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丹药。现在,这种被命名为汞的致命元素,正让原贵州汞矿部分职工,承受着中毒后的痛苦。

  袁仁纯说,汞中毒后,走上坡路时双脚乏力,经常性头晕。

  当年,贵州汞矿红火时,袁仁纯曾在五坑做过冶炼的大班班长。那时每月要生产8吨汞,生产压力和工作强度都较大,这样的情况下,他们与汞接触的频率很高。

  据《贵州汞矿史料》记载,在官方正式接管贵州汞矿两年后的1954年,就曾因134人次汞中毒,而导致休工达600多日。之前,贵州汞矿的冶炼一直采用土灶,回收率仅为50-60%,“这意味着有40-50%的汞呈蒸汽逸入空气中,汞蒸气浓度超过标准460倍。

  那时,在汞矿工作时,袁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,颇受敬重,“现在没人管我们了。”

  另一位汞中毒者刘黑子,两年前已去世。

  2011年,澎湃新闻采访他时,这位79岁的矿工,住在万山冒水垄路一幢80年代修建的单元楼1楼里。他左手端着饭碗,右手握着筷子,正艰难地往嘴里扒饭粒,一双手不停地颤抖。导致他双手颤抖的,正是多年从事汞矿工作所带来的汞中毒。

  在他20多岁时,他的汞中毒症状,仅是口腔溃烂。

  刘黑子55岁的女儿刘绍萍拿出一个白色药瓶,上面印着“丙戊酸钠缓释片”字样。女儿回忆,父亲早晚吃一片,以此来缓解双手颤抖。除了双手颤抖外,他还是一名尘肺病二期患者。

  在刘黑子的记忆中,他6岁开始接触汞。那年,他和母亲从家乡湖南麻阳县一路乞讨至贵州,最后在贵州汞矿做了一名童工。在矿上,和他年龄相仿的童工有很多。他没有想到,这一生的命运轮盘,从此与地球上唯一的液态金属挂上了钩。

  不断颤抖的手脚,让刘黑子的行动有些迟缓。他用手摩挲脸颊时,手是颤抖的,无法控制,“内心很慌”。走路不能穿厚重的鞋子,“每天都只能给他穿轻便的鞋子,重了就走不动。”

  刘黑子仍记得,他的汞中毒是发生在1960年和1961年。那时,他所在的贵州汞矿五坑,每月要生产30吨水银,只有他一个人装罐,每罐装50斤。

  后来,矿上要求矿工中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在矿洞的逼仄空间里,用高压水冲洗汞矿石,并用刷子将含水银的部分刷下来,再用木炭炒。年轻的刘黑子是党员之一,他因此而成为洗矿工人。一洗就是好几年。他的开始口腔溃烂,直到他感觉“不对”,才换了其它岗位。

  1963年7月25日,贵州汞矿在对矿工做体检时发现,矿工中汞中毒者有151人,患病率为6.6%。刘黑子正是这6.6%中的一名。24年后的1987年6月底,这个数字增加至274人。这是贵州汞矿关闭前,最后一次出现在《贵州汞矿史料》之“贵州汞矿大事记”里的记录。

  在万山的“双转型”中,这批汞中毒者,仍在继续承受着手脚颤抖、易怒、烦躁和精神错乱等带来的痛苦和烦恼。他们中的部分人,有的只吃一些维生素,有的根本不吃药,“让汞自己慢慢排放出体外。”

  “以前是汞污染,现在是锰污染”

  黄亚平的红色三轮车,从万山镇东北方向的盘山公路蜿蜒而下。

  20分钟左右,就到了13公里外的下溪乡下场溪村。40岁的村民吴从玉,正坐在家里看管两个孩子。妻子扛着锄头,刚从地里回来。离他家不远处,稻田里的秧苗长势不错。

  几个月后,这些成熟后的稻谷,又将被卖给前来收购的外乡人。约7年前始,吴从玉家就再也没吃过自己种的大米。那年,他们家种出的稻谷上开始出现黑点,有的还是空壳。

  也是从那年开始,他们家稻田旁用来灌溉的河流开始变黑。从此,稻田里种出的糯米也没有糯性。到了收割季节,稻叶仍是青色的。村民赤脚或穿凉鞋从河里淌过,脚会恶痒难耐,用手挠时会溃烂。

  污染来自上游的万山镇。

  2003年,在万山镇创建的万泰锰业,以生产电解锰等产品为主,生产中产生的废水从万山镇注入大水溪,一直流淌至吴从玉家门前的溪流。

  2012年11月7日16时许,万山区万泰锰业有限公司尾渣库底部导洪管破裂,库内锰渣随溪水排放至下溪河,造成下溪河污染,下溪河汇入锦江河。污染的水流,一直顺流而下注入了湖南的麻阳县,并流经麻阳县的13个乡镇,涉及10万余人。

  下场溪村的30多户村民发现,从7年前开始,他们种出的大米,吃起来味道怪怪的。自此,他们家再不吃自己种的大米了。后来,一些外地人开始来他们村里收购稻谷,100斤130元。卖完稻谷后,他们再以每百斤240元左右的价格,去万山高楼坪购买出产的无污染大米。

  从那年开始,万泰锰业开始以每百斤稻谷80元的青苗费,补贴沿溪一带村民。吴从玉说,他们只在稻田污染后的两年里,将从里面生产出来的大米卖给外地人。之后一直到现在,他和其他稻田受到污染的村民一样,将稻田改为旱地,种植玉米和红薯,用来喂猪和喂牛。每年,吴家需要在外地购买500斤左右的无污染大米,“用卖菜和部分低保费来购买,买了五六年了。”

  这种情况,以前从未出现过。河水变黑的第二年,包括下场溪在内的溪畔几百名村民,前往万泰锰业讨说法。后来,政府出面调停。

  到了2013年,这笔费用不再发放,官方给出的理由是2012年的污染事件后,这家企业已停止生产。澎湃新闻从工信部官网检索发现,2013年7月18日,贵州万泰锰业被纳入《2013年19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(第一批)》中的《2013年铁合金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》,全国有184家铁合金企业位列其中。工信部要求这家企业在“2013年年底前彻底拆除淘汰,不得向其他地区转移。”

  “以前是汞污染,现在又是锰污染。”吴从玉无奈地摇摇头。

  在《贵州汞矿史料》里有这样的记录:“据贵州省环境保护局文件所说,贵州汞矿排放的废水量每日600立方米以上,含汞浓度超过国家标准数千甚至上万倍。”上海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蒋大和曾告诉《法制日报》记者,1毫克汞渗入地下,可造成大约360吨水受污染。

  当地官方向澎湃新闻提供的一份于2014年5月印制的《新闻素材汇编》显示,万山受污染的土地面积约10万亩,涉及10万人左右。

  万山区环保局曾向《每日经济新闻》透露,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三级标准值汞含量1.5mg/kg作为对比值,万山老矿区下游的敖寨河两岸受污染农田土壤汞含量25.68mg/kg,超标17.1倍;下溪乡两岸受污染农田土壤汞含量278.5mg/kg,超标185.6倍。

  2014年4月10日的《贵州日报》报道说,目前,针对此前因汞带来的土壤重金属污染,万山特区已编制了《贵州铜仁典型区域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项目实施方案》,拟重点对下下溪乡和敖寨乡沿河两岸的4783亩污染耕地进行修复。这个项目需要投入20亿元,当地官方已于2013年底上报国家环保部,尚待评审通过。澎湃新闻欲向万山特区环保局求证详情,万山宣传部以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很忙而婉拒。

  吴从玉不知道,他们家稻田里的土壤何时才能变得安全。4、5年前,有贵阳的专家来他们这里取过污染的土壤样本去化验,但吴至今并未获知专家此次的化验结果。

  叫屈的末代矿长

  至今,黄亚平他们仍在恨一个人。

  这位被痛恨的人物,叫宋龙顺,贵州汞矿的最后一任矿长,被他们称为贵州汞矿的“末代皇帝”。工人们痛恨宋龙顺的缘由,是因为宋龙顺任期上,让一度辉煌的中国汞都推向关闭。他们认为,按当时的汞矿资源,应该仍可以继续生产一些年头。

  工人们认为,他们的命运发生这般波折,宋龙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  在这样的逻辑推动下,从贵州汞矿关闭时起,工人们至今仍在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上访。

  69岁的宋龙顺难过得有些哽咽。

  2001年10月,他对2400多名在职职工宣布,贵州汞矿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关闭。

  13年后,他仍无法释怀的是,从他上任到离开贵州汞矿,一直有职工在不断举报他。这些职工们猜测,他在担任贵州汞矿最后一任矿长期间存在贪腐行为,并用贪腐来的钱,在北京上海等地买了房子。

  宋龙顺说,虽然自己理解职工们当时的心情,但他无法接受他们毫无根据的告状。“在中国,很多时候谣言三遍就成真理了。”后来,警察也曾找他做过调查,但因无据可循而告终。

  在汞矿关闭后,生活越来越无着落的职工们,仍旧在四处写信和材料举报他。他无法接受这样毫无根据的举报,觉得自己很委屈。他说自己真的有“末代皇帝”的悲凉心情。

  事实上,1997年3月28日,宋龙顺上任后就面临很多难题。

  那时,贵州汞矿有3个月没发工资了,公司也有几年没召开职代会。他先想法筹钱发放了一个月的工资,召开了职代会,并解决了公司的生产问题。之前,因为没有钱,公司已有两个月没交电费,给矿区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影响。

  没多久,宋龙顺亲眼看到,铜仁地区供电局剪掉供电的高压线。无奈下,他最后决定用柴油机发电,并很快和临近的玉屏县供电局达成合作意向,对方用小水电给贵州汞矿输电。

  1998年是最困难的一年。国家每年拨付一千万来支付工资,但到这年年底,仍有30万元缺口。他开车走了5个省去要债,并在9天内用要回的货款补上了缺口。

  1987年11月,宋的前任们,决定在大龙投资7470万元创办氯碱镁厂。氯碱镁厂建好后,产品在市场上并不走俏。宋龙顺说,这个投资行为,给贵州汞矿带来了“伤筋动骨”般的伤害。

  1999年,他仍在到处向省里和国家争取政策和资金,来解决职工的吃饭问题等,并将近500多名职工分流到其他企业去。

  作为中国最大的汞矿企业,贵州汞矿被关闭后,国内市场里汞的价格,曾一度因供不应求而上扬到每吨80万元。2000年,宋龙顺最后一次卖汞时,价格才每吨10万元,“要是当时的价格能达到每吨80万元,贵州汞矿就不会马上宣布关闭了,至少还可以延续几年。”

  “中国汞都”的转型,在五年后进入了实质性阶段。

  2011年以来,万山启动了总面积30平方公里的“万山转型工业园区”,目前已入驻51家企业。2014年底,万山区政府将搬迁到铜仁市的谢桥新区,这里将成为铜仁市经济发展的两翼,另外“一翼”是铜仁的碧江区。

  官方的这两大转型之举,似乎没有给这个前矿工群体带来太多欣喜。他们仍不想轻易放弃上访,只是不知道新一轮的上访,将于何时候出发。

  黄亚平的“富路”三轮车,发出更加沉闷的突突声,向着汞都路方向继续疾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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